在古代,就是在现代,九十年代收业税,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杂税,都给农民造成了极大困难,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。农民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商业活动,收获的是粮食,是实物,赋税货币化就是加大了剥削。
很多历史观点都带有这种痕迹。关于宋朝,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重文轻武、以文制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导致军事孱弱了。王宵猎记得自己看过一部英国电影,指挥战争的,是一个工兵营军官。若是按照这些人的说法,也算是以文制武了,应该用个老士官做指挥官才是。这种说法不知道起于何时,在历史学界甚至成为了定论。说起宋朝军事的衰弱,经常有人高高在上的来一句。
历史真是这样的?就因为武人的地位低,所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,所以不努力打仗,所以军事上不行?怎么换到了欧美国家那里,又换成了另一套说法?
从根本上说,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。更深层次地讲,是态度上有问题。
新中国建立的时候,教员曾说,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,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只是后来的历史表明,建立一个新世界,实在比打破旧世界更难。
新中国与旧中国最大的不同,就是确立了人民的地位。政权的合法性,不再是高高在上、虚无缥缈的天命,而是人民的支持。只是从思想上,真正理解这种不同,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,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特别是对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来说,让他们以人民的立场想问题,做学问,实在太难了。
建立一个新世界,是什么样的新世界?
这个问题,王宵猎也无法回答。那就先不回答。选择什么样的人当官,让什么人掌权,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。所谓的官,一切的权力和荣眷,全部放到官服上,也可以说放到官印上。谁穿上了官服,谁就是官。谁掌了印,谁就是官。不合适,脱了官服,继续做老百姓去。
对于官员的任命,最重要的是选择。选择能做的人来做,也就是任能。官员的考核,最重要的是监督。要升官,不但是要做得好,还要人民认可。也就是选贤。
这件官服挂在这里,有能力的人来做。升迁的路线就在那里,贤德的人升官。这是王宵猎选择的办法,不同于前世,也不同于后世。
听了王宵猎的详细解释,一众官员不由都怔在那里。
过了许久,陈求道道:“官员任能,如何任能?朝廷是靠科举,我们靠什么?”
王宵猎道:“我想了很久,还是发现科举是个好办法。问题在于,科举考上来的人,朝廷对他们的培训不够。一过了殿试,就释褐为官。之后培训简陋,几个月后,就出去做实职。死读书的人,怎么就一下子知道怎么做官了?这样显然是不够的。我想,以后要把科举跟培训的学校结合起来,让中举的人不但文词清选,熟知经史歌赋,还要有实际的吏能。按照各自所学成绩,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。”
陈求道道:“什么样的学校?”
王宵猎道:“我们的军队是以军校为核心,培养各级军官。官员也是一样,不但是要科举,还要进专门的培训学校去学习。学会了本领,再派到实际岗位。里面教什么,实际不要太担心。我们有实际的官员,也有政事记录,先教着就是。开始教的不好,慢慢改进,总会好起来。总而言之,以后的官员,先要有穿官服的能力,才会真地去做那个官。穿上官服之后,不好好做事,就有奖惩。”
说到这里,王宵猎对陈与义道:“参议现在应该明白,为什么我会说要为你建个大衙门了?因为以后,最少在我们这里,对官员的监察会非常重要。只要当了官员,就要面对监察。这种监察,不再是以前那样简单,而是方方面面。以会官员的收入应该很高,地位也很高,监察也会更严!”
官员是精选出来的人员,用后世的话说,是社会的精英。既是精英,自然就该有精英的收入,不能够亏待了他们。除此之外,他们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要这样的的社会地位,就要面对监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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