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想上面。”
“司马君实面圣时,曾经讲过一句话。宰相以道佐人主,安用例?苟用例,则胥吏矣!这句话对不对呢?是对的。不要说是宰相了,对于官员我们一般不要求用例。如果用例,就是吏的工作了。事情过去几十年了,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,有没有实现国富民强?国泰民安?有没有四夷宾服?没有。那么问题出在哪里?我想最大的问题,是司马光懂道吗?”
这句话说完,下面的人被吓了一跳,不由议论纷纷。
赵构当政,认为宋朝之所以被金军攻破,新党改革造成的混乱是很大原因。他推崇元祐党人,理政用元祐法,提拔人才也喜欢偏元祐旧党的。王宵猎虽然没有正面支持新党,但看不起元祐党人。特别是元祐党人的精神领袖司马光,多次被当作反面典型来讲。
赵构对王宵猎的印象恶劣,是以两人对新党旧党的不同态度开始的。
王宵猎道:“道是什么?很多人觉得自己懂,说起来滔滔不绝,有一大套理论。但怎么用道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,就没有几个人能说明白了。坦白讲,一直到现在,这样的人我一个也没有见过。所以讲起当官,我总是从道讲起。”
“道是什么?老子说,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无名,万物之始;有名,万物之母。故常无欲,以观其妙。常有欲,以观其徼,此两者,同出而异名,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。”
“我们是当官的人,所理解的道当然与老子不同。但原则上,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。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这两句话,必须格外留意。后世讲《道德经》的人,经常要讲道是什么,从天地玄黄到世间百态,无所不包。好像老子讲不清楚,他就能讲清楚了。怎么可能呢?人在这个世界上,要学习知识,要先从说我不知道开始。”
“我记得第一次入学,跟蒙学先生学了一天,学会了三个字:一、二、三。下了学,很开心到父亲面前,说我学会一二三了。父亲让我写给他看。我便在地上划了几道杠,说这就是一、二、三字。父亲笑了笑道,那四怎么写?我想了想,便在地上划了四道杠,说是四。父亲笑笑,点了点头,什么也没说。”
“后来我才知道,四不是那么写的。当然,现在知道,四也可以那么写,只是不常用。我们学习很多知识,都是这样。学了一二三,就觉得自己也会写四了,甚至觉得能写五六七八九。小孩子难免是这个样子,明明学一点知识,就觉得什么都会了。过了小学,做大人了,就不能这样。”
很多学问,经常是这样。一开始学的时候,觉得自己学了很多,这学问什么都懂了。等到学得深了,才觉得这学问很难,怎么也学不会。
有一个西方的寓言故事,被人经常引用。说是一个大学问家,画了一个圆。说初学时,认识的是一个点,觉得什么都懂。等到学得多了,就成了一个圆,接触的未知更多。
这个故事被王宵猎记住,不是因为这个道理多么的深刻,而是很多人错。很多人讲的时候,会说初学的时候知识少,但未知的也少。等到学的知识多了,未知的也多了。怎么可能呢?学的知识多了,未知的当然少了,还会变多?明明是开始学的时候,未知的虽然多,但是接触的少。后边未知少了,但接触的多了。学了还会未知的更多,那学的是什么?
这样简单一个故事,王宵猎不知道听多少人讲错。讲的时候,讲的人还特别自豪,觉得自己见多识广。如果听的人中有人也知道这个故事,两人还会会心一笑。
笑你个头啊。这个故事讲的道理简单之极,只能是讲给孩子听的,大人会烦才是正常的。然而世界跟王宵猎理解的差异很大。不但是有大人讲,还有很多人讲错。
有的时候,王宵猎会怀疑自己不正常。为什么自己认为浅显至极的事情,为什么有人讲,为什么听的人还兴高彩烈。后来终于明白,大部分人对自己讲的东西,从来没有仔细想过。而听的人也不在乎对与错,只是听着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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