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主编归有光，他的文风平实，用词不华丽，但是往往文字就能触中人内心的共鸣。
这种强大的文笔共情能力，让那些报纸上的悲惨故事，仿佛一幕幕戏剧，真实的上映在读者面前。
隔三差五，还有一两篇王世贞、申时行、何心隐等人的评论文章，王世贞是当时文宗，申时行是前科状元，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子弟，尤其擅长讲演，这三人的文章可以说是文笔犀利鞭辟入里，将大明朝的问题讲的清清楚楚。
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在孟子民贵君轻的学术体系下，进一步提出“百姓民权”之说。
（前文勘误，申时行任松江知府，何心隐任苏州知府）
其中最为激进的，当属被苏泽委任为苏州知府的何心隐了，也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来历，他竟然在报纸上公然鼓吹“王在法下”，提出“皇帝犯罪和庶人同罪”的理念，可以说是骇人听闻。
可是他们的这些说法，仔细看看却似乎比三纲五常的儒家道德更有道理，要比空洞又抽象的心学理论更有实践性。
就比如这位苏州知府何心隐，此君上任之后，除了处理府内的诉讼之外，其余时间就在知府衙门里查看各种律法条目，在府内编修新法。
从秦汉法，到《北齐律》，《唐律疏议》，再到《宋刑统》，到本朝初的《大诰》和《大明律》，甚至苏泽这个大都督，亲自帮他翻译了《罗马法》，《教会法》等一系列的西方律法专著。
这位苏州知府上任之后，先是在府县衙门颁布了《吏责》，也就是吏员的纪律条例。
一开始知府衙门中还有胥吏认为何心隐软弱可欺，对《吏责》一点都不放在心上。
没想到颁布一个月后，何心隐突然来了一个袭击，将府县衙门中不遵守《吏责》的吏员全部开革，触犯刑律的还直接下狱治罪，这才让人看到了这位“法典知府”的雷霆手段。
何心隐又在苏州府颁布《商法细则》和《民律细则》。
《商法细则》是对商业行为的详细规范，包括了合同的认定榷权，商业活动中各方的责任，对违法商业行为的处罚。
《民律细则》则对民事关系中的部分进行了补全，包括了婚姻、家庭等多个方面，特别是何心隐取消了读书人应诉特权，以及妇人打官司必须要有人作保的规定，确定了女性可以作为法律主体的地位。
何心隐的法条一出，整个苏州府的商业秩序随之改变，原本因为高速发展而混乱的经济纠纷都有了裁判的地方。
何心隐又要求各级衙门要依律而决，并且要将判决引用的法条和判决依据写在判词上，张贴在衙门外墙上，并且还要求官府衙门不得随意调解，大部分案件都要不厌其烦的走审判程序。
用何心隐的话说道，“百姓争讼不是刁民闹事，而是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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